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民主党派杰出的领导人黄炎培在他的《延安归来》一书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期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
纵观中国历史，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洪秀全的农民战争，没有一个不是被这种周期率所支配。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更迭就更难逃这种厄运。“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从夏商周到明清四千年来，中国历代政权一直重复上演着兴盛衰亡的悲喜剧。一个新政权建立初期，执政者汲取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教训，采取一些抵制权贵，减轻人民负担的“让步政策”，同时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出现一时的所谓“盛世” 。但到中后期，反腐败措施流于形式，权贵豪强，横征暴敛，腐败加剧，民不聊生，贫富两极分化，于是社会政治危机总爆发。正如列宁所讲，到了统治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阶级无法忍受统治时，老百姓被“逼上梁山”，起来造反，推翻旧政权。而新建立的政权，最后又以腐败之极而被推翻，就这样兴亡更替，循环往复。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新政权，同样面临着被周期律支配的挑战。周期律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如何自觉地防止和克服周期律的摆布，找到跳出周期律支配的新路。对这个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跳出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驾驭人民战争、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在和平年代，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同样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防止权力质变的四大战役。这就是：“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新政权刚刚诞生，如何防止腐败滋生，成为时时萦绕于毛泽东心中的大问题。1951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这时，东北区送来高岗书记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报告在总结增产节约运动中，列举了揭发出来的丑恶现象已经比较严重，其中沈阳市在部分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脏款达五亿人民币（这里指旧币，旧币一万元等于新币1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积压上千亿的材料无人处理。如此严重的问题，使批阅报告的毛泽东十分吃惊，深感事情的严重性。后来又收到华北局的报告，列举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北京市委上报的报告中，在财经、企业部门贪污分子有402名，公安部门有112名，其中老干部占79名。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朱德报告，建国后短短几年内仅北京就有400多名党的干部堕落腐化。除此之外，各地上报的腐化问题也很严重。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预见性的警告也不幸言中。面对着一幅幅触目惊心的腐败案，毛泽东震怒了。几千万先烈流血牺牲建立的人民政权决不能因腐败而变质，他决心像集中精力指导抗美援朝战争和镇反运动一样，来进行一场新的运动。于是，高度警戒的毛泽东开始行动了。他转发了高岗的报告，紧接着又转发另外两个报告，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战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毛泽东连续工作20个小时拟定的，在修改审定时特别加写了一段话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在全国掀起了“三反”运动的高潮。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出现这么多腐败分子，使毛泽东异常激愤，他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的转发。在批阅报告中，大量的事实使他愈来愈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猛澜早日停止”。他在一个批语中写道：“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毛泽东觉得这么严重的问题，“三反”斗争非全民动员，大张旗鼓地进行不可！于是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在1952年元旦团拜会上，毛泽东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对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对丑恶现象侵蚀共产党肌体的愤恨，使毛泽东下定决心，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腐败的人民战争。
像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样，毛泽东亲自坐镇指挥在和平年代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反腐斗争。为推动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毛泽东从1951年11月到12月，两个月就发表书面指示百余篇，他拟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长达7000余字。在运动最紧张的时候，毛泽东经常是通宵达旦，每天工作20多个小时，除夕之夜他仍在紧张地为中南军区写批语。不论是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还是他写的批语，口气都十分严厉，提出的要求都必须雷厉风行地办到。当北京市委把反贪污情况呈给他时，他阅后愤怒之余，挥毫指示，限令全党全军，在接到他的指示三个星期内，至迟一个月内，检查所有的贪污现象。1951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央、大区、省内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那些是消极怠工的，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12月31日,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除夕之夜。他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8时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指名批评中南军区：“就全军情况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毛泽东写完这个批语后，才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两份材料，阅后很高兴，将批评中南军区的电报停发，即刻给谭政写了一封信，信中除表扬外，要求“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最后一句话是：“盼望你们的捷报。”这时已是元月一日的凌晨两点，他把值班秘书罗光禄叫来去办，要谭政亲收，要取回他的收条。一日上午8时，罗光禄带着毛泽东给谭政的亲笔信，飞往汉口。毛泽东办事就是这样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他要求别人做的，首先自己做到。据当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回忆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但提出方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代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给他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革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毛泽东一再强调不三反，党要烂，国要亡，经济建设谈不上，如果再迟几年三反，将有许多地方出现政权性质的变化，其危险不堪设想，为了使三反运动更加深入而广泛地开展起来，他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研究和布置“三反”运动，有的会议从晚上8时开到凌晨2时。在这一系列会议之后，全国“三反”运动迅速进入一个新阶段，集中力量打“老虎”。毛泽东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他指出：是目前打老虎作战是否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所在”。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7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判处死刑的有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的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和贪污旧币6.4亿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其他的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人被免于刑事处分。大会一开，中央机关带了头，全国范围内的“三反”运动就势如破竹地开展起来。为防止个别地方在“三反”运动中有“轻轻滑过的危险”，毛泽东指示：“不许草率收兵，必须扩大战果、停止讲空话，必须看成绩。”为了提高人们“三反”的自觉性，他还进一步指出：“三反”不仅仅是捉“大老虎”，“三反”运动又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各级党委、政府，除各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以便“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和“大胆坚决地提拔一些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是党的组织建设上一个严重任务，望各级党委加以注意。”从三月份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定案处理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了重要作用。
在“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是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刘、张二人均属入党多年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老党员、老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都曾出生入死的战斗过，为人民建立了功勋。但在进城之后，经不起胜利的考验，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利用手中的权力贪污、克扣机场建筑款、救济灾民款、治河款、地方粮款、民工工资等款项100亿元（旧币），成为“三反”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老虎，毛泽东对刘、张一案极为重视。首先在《人民日报》头版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犯罪事实公布于众，同时发表了河北省关于开除刘、张二人党籍的决定，尔后又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处理意见。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公审大会召开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情，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50多年过去了，每当人们提起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总会感慨万千。
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有密切关系。如东北局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也可以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华东局的报告也提出，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北京市委的“三反”斗争报告，说得更清楚，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买和沟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况，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毛泽东不但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这个指示，而且亲自指导“五反”运动，使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这样，毛泽东同时指导着两个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是在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一个是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斗争。这两个斗争互相配合，结合进行。
“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这就更加证明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的正确性。如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3亿元，竟然将失效药品供应给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战士。沈阳裕兴源油房经理与同业串通，在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三年来，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15亿元；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3万斤豆油。重庆私营钢铁机械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周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又以同样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制作31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7.4亿余元。这些资本家所以这样嚣张猖狂，是因为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有了钱就盛气凌人，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座，经济上要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达不到要求就向党猖狂进攻。所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雷厉风行，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坚决把他们的气焰整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
在“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在运动的指导上，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掌握好区别违法与不违法的政策界限。在斗争策略上，强调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大中小资本家，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少数的反动资本家。在工作部署上，强调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准备不好，就不要动手，决不盲目进行，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在运动的实践中，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地采取措施，调整部署，既要查清问题，给不法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又要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合法权益，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随着运动步步深入，毛泽东在总结前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8项目的。这8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全党对“五反”运动的意义有了新认识，更加自觉地领导这场斗争。在“五反”进入定案处理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及时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在指导“五反”运动的过程中，由于毛泽东在理论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在指导实际工作中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所以“五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1952年秋天，“三反”、“五反”运动成功结束，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终于站稳了脚根，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号称开国第一刀的反腐败运动，在古今中外的反腐败历史上，留下了彪炳史册的一页，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沉重的思考。
当人们赞扬延安、西柏坡等解放区“十没有”，共产党是廉政公明的象征的声音还萦绕在耳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1952年1月9日薄一波代表中纪委作《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通报了中央各机关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根据不完全的材料，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发现的贪污人数1670余人。”10天后（1月19日）又发现有贪污行为者1万人左右。地方上的贪污受贿势头同样令人吃惊，仅据西南财政部的统计，两年来西南财政系统中已发现的贪污人员数达4816人。1952年6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毛泽东的总结报告中说，东北、华北、西南、华东、西北五大局，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工作人员312.2437万人，其中有贪污行为者和贪污分子122.6984万人，占参加运动总数的39%还多一点。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在《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中说，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军队除外）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383.6万人，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120.3万多人，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31.4%。
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腐败现象？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长期处在被国内外反动派”围剿“之中，经常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这种有形与无形的监督相当严峻。而新中国成立后，一跃而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党的干部成为受人民委托的各级掌权者。过去的围剿与屠杀变成今天的鲜花与掌声。在这种巨大的变化面前，应该树立怎样的权力观，如何用好手中的权力，成为对共产党各级领导者的严峻考验。在新的考验面前，有些党员干部不珍重人民群众给予的荣誉和权力，不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优良传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自恃有功，脱离群众，贪图名利，个人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以致堕落成不顾党纪国法，不管人民疾苦的官僚主义者或贪污犯。像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例。刘青山、张子善是在30年代初革命处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加入共产党的。他们在长期的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都曾奋不顾身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地斗争过。一个因参加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丝毫没有屈服；另一个在被捕入狱后，还参加过绝食斗争和卧轨斗争，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确实不愧为英雄的称号。然而，他们在进城执政掌权仅仅两年后就堕落成大贪污犯，成为人民的罪人而被处决。其原因故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居功自傲，狂妄跋扈，贪图享乐，权力欲望恶性循环，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刘青山就曾说：“老子拼死拼活打江山，享受点算什么？”思想上的质变必然表现在行动上，于是就把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变成满足个人私欲的私权，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
2、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大批共产党员由乡村进入城市，由基层调入领导机关成为领导干部，从长期艰苦奋斗、随时准备流血牺牲转入按部就班地正常工作；从风餐露宿、钻山洞住窑洞到住楼房，条件不同了，如果不坚持党性原则，不严格要求自己，物质享受就成为消磨革命意志的腐蚀剂。尤其是领导干部，进入机关后，站在第一线指挥的时间少了，坐在办公室打电话、发指示多了，很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习气和拖拉委靡作风，而且执政以后，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逐渐疏远，其行为也逐渐脱离了群众的监督。另外，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国民党长期盘踞的地方，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面对新的环境，有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花花世界、金钱美色的引诱而蜕化变质。
3、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对象发生了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对象除了原有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执政党要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这里面不仅有基本群众，党的朋友，而且有敌对阶级分子；还要和不同政权性质国家的各个阶层交往，一旦放松警惕，同样会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下打败仗。
4、资产阶级对共产党的猖狂进攻。“三反”、“五反”的事实证明，贪污盗窃行为，“尤其是大规模的贪污盗窃行为，大多数是由资产阶级派进来或拉过去的内奸分子和外界的不法商人、资本家勾结起来共同进行的。这一事实证明：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的发生，决不仅只是贪污盗窃者个人的品质问题，而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向革命阵营猖狂进攻和严重侵蚀的结果。这种进攻和侵蚀，已经使许多革命干部完全变质、蜕化成为经济反革命分子，甚至有若干革命机关被他们部分攻占或全部攻占，蜕化到与国民党官僚机关很少区别。”不法资本家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勾引和陷害共产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使他们变成资产阶级安插在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中的代理人。例如东北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披露：私商光明药行经理丛志丰为拉拢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医政处长李廷琳，采用送礼、请客、代找舞女、代雇厨师，甚至令其太太陪李廷琳跳舞。丛李相互勾结，共同作弊，总计使国家损失人民币约61.3万余元。吉林省蛟河县的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县长、共青团书记、公安局长、税务局长等实权人物都被贩卖毒品的流氓商人梁启发等腐蚀而变质，成了毒品贩子的俘虏。上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在药房专门设立了拉拢腐蚀国家干部的“外勤部”，1951年记录的“交谊费”是1.9亿多元，其中90%以上是贿赂干部的。据王自己交代，曾经向52个机关里的65个干部行贿。以至几十年后，薄一波还感慨地说：“……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是几乎无孔不入的。”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市长的曹荻秋在《重庆资产阶级是如何有组织地向工人阶级、向共产党、向国家机关进攻的？》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已到了猖狂的地步，私营钢铁业的资本家组成了向国家经济事业大进攻的指挥机构 “星四聚餐会”，以它为中心，设立了“星五聚餐会”，“星六聚餐会”、“造船小组”、“十一厂联络处”和“会计师座谈会”等，企图垄断市场，垄断加工订货。“星四聚餐会”采取“派进来”特别是“拉过去”的办法，在国家机关里布置了大量的“坐探网”。钢铁业的“造船小组”收买了国营工厂的外包工程师、监督加工订货业务的工商局负责人等，有计划地统一抬高工价和材料费，偷工减料拖延交货日期，甚至要国家把“拟订中的造船计划”向他们填表报告，“否则各会员厂拒绝修造”。资产阶级要把国家机关变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工具，已经到了十分疯狂的地步。
5、国民党反动政府里的旧官僚恶习被带进新政权里。新中国刚刚建立时，管理干部奇缺，留用了一批旧机关里的工作人员，还招收一批旧人员。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干部共2.8万人，其中旧司法人员约6000人，约占总人数的22%。全国财政部门留用的旧职员和新参加工作人员占70%左右，从老解放区来的仅仅占30%左右。留用人员中有的被改造成新中国的有用人才，也有的本性难移，将过去的贪污恶习带到新政权里。在承袭着几千年腐败文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升官发财，享荣华富贵，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国民党政府里几乎是无官不贪。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侵吞中饱、行贿受贿等是他们司空见惯的恶习。这种恶习对新政权具有很大的侵蚀作用。这些旧人员中的一部分恶习未改者，在新政权里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从事贪污腐化活动。这种腐化活动也侵蚀了一部分新政权人员。
6、在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有些共产党员停留下来，不愿再前进了。在共产党的队伍里，有些人是决心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有些共产党员认为搞民主革命符合自身利益，是积极分子，而对搞社会主义革命根本就没有兴趣，甚至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就认为革命胜利了，该享享福了，不想再前进了。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陈云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曾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讲话，“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大，威风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的国家里，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容易腐化。从前在瑞金、在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
7、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战争年代，共产党处在敌人包围之中，时时有枪林弹雨的监督，这种监督是你死我活的，所以不能有丁点闪失。另外还有国内外无数双眼睛的监督，共产党的一举一动，好与坏都在他们视线之内，这种监督虽然是无形的但十分犀利，所以事事处处必须兢兢业业。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祝贺的鲜花美酒多了，捧场奉承的多了，一旦放松警惕，就肯定出问题。
8、封建传统之中贪腐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几千年来宣传的都是“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为做官，做官的目的就是聚敛钱财，享受荣华富贵，只要能跻身仕途，哪怕是个芝麻小官，一上台就开始拼命捞钱。把金钱看作人生的第一需要，似乎有钱才有安全感，因此进官场捞钱成为普遍规律，真有个别当官的真想当清官不捞钱，也往往被淘汰，中国官场几千年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清官淘汰制。
这种“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传统之中的贪腐文化，在中国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如果放松世界观的改造，一旦握有权力，势必被牢牢套住，堕落为以权谋私的贪官。
“三反”、“五反”的成功之举，有力地遏制了建国之初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惩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纯洁了执政党的队伍，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消除了影响共和国长治久安的巨大隐患，巩固了工人阶级在整个国家的领导地位，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使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了一场生动而深刻的廉政教育，经历了一次反腐败斗争的实践锻炼，端正了社会风气，端正了党风、政风，为以后几年经济建设的恢复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社会基础。这场防止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侵蚀党的肌体，保证党和国家政权永不褪色，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永不变质的伟大防御战已彪炳史册。这场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伟大斗争，为我们今后开展拒腐防变斗争留下宝贵的经验：
1、必须高度警惕和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三反”、“五反”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对于党和国家干部的腐蚀和拉拢，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正如当时毛泽东强调指出的：“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人，人家打进来；一部分人，叫人家拉出去”，这是“资本家向我大举进攻的表现” 。所以要时时防止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像毛泽东强调的一方面要严惩腐败分子，另一方面要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增强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免疫力和拒腐防变的自觉性，保证国家政权不改变颜色。
2.要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认识和重视反腐败斗争。腐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其他方面的违法乱纪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党的性质、宗旨、关系到党群关系，关系党变质、国变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存亡。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把党员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发生的贪污腐败现象，看成是危及党和国家政权“极大的危险性”，甚至“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
毛主席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就有这么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了，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的，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制造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看革掉很好，应该革掉……”。 “……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一旦谁要是搞腐败，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如果我毛泽东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高瞻远瞩发动和指导了建国初期这场反腐败斗争，使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能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并在短时间内取得很大成效。
3、反腐斗争必须有巨大的决心和魄力。反腐斗争，既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工程。腐败现象不只是表现为经济领域的贪污、受贿，而是几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反腐斗争没有巨大的决心和魄力，是很难取得成效的。“三反”、“五反”所以能声势浩大、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主要是毛泽东领导反腐斗争的巨大决心和魄力。一方面，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关注、指导和监督这场伟大斗争。在这场运动的每一个阶段，他总是能发现关键性问题，给以及时的指导；一旦发现问题，抓住不放，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有些问题还要亲自督办。另一方面，敢于碰硬，打大老虎。刘青山、张子善在党员干部中有一定的影响，毛泽东亲自过问，刘、张二人问题从被揭发到执行枪决仅有两个半月的时间。这些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恢宏气魄和对党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倾心关注和忧虑。开国第一刀，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与毛泽东的巨大决心和气魄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领导人的决心和魄力决定着反腐败的成功与失败。
4.反腐败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打反腐败的人民战争。腐败现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了反腐斗争的胜利，毛泽东，这位在革命战争年代善于驾驭人民战争的革命领袖，在建国之初的和平年代，为防止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变质，发起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败的人民战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除了调动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以外，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调动亿万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他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务必发动群众”，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这场防权变的防御战，之所以能够迅速大获全胜，是与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与参与密不可分。脱离群众关门反腐败，只能是前腐后继。
自从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全国人民在共产党、毛泽东的领导下，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在短短的三年中，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三大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呈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变化，是捷报频传、莺歌燕舞的景象。面对着歌舞升平的盛世，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党内有些同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有的已经非常严重，甚至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于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在全党进行整风。通过整风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思想作风，推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建设，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环境。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波匈事件的爆发，表明国际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更加坚定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开展党内整风的决心。
|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